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以集体化

常利兵（1976-），男，山西泽州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农村社会史。

李辉芳（1978-），女，山西晋城人，山西传媒学院融媒技术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史、技术社会史。

近十余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转向较为突出，尤其是随着基层社会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和利用，更是推进了1949年后新中国城乡社会演变的区域实证性研究。大体而言，这一发展趋势体现了由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向局部性的微观叙事转型的历史建构过程，特别是在专题式和个案式两种路径研究方面，方兴未艾，引人注目。

专题式研究主要针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重点呈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变革的一些历史面相。代表性的成果有：田锡全的《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施亚利的《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李德成的《创造与重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研究》等。这些研究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重要历史实践和地方经验进行了专题考察分析，从不同视角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和改造的长期探索与努力。

个案式研究则主要以某一地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纵深考察分析，呈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农村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再造历程和变革图景。代表性成果有：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的《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卢晖临的《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李海红的《“赤脚医生”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以河南省为例》，光梅红的《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等。在内容上，个案研究基本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微观实证性地探讨一定地域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凸显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复杂多样性。

上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多样化的历史实践图景，增进了我们对1949年后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解与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在选题上日趋地域化的同时也多有雷同、重复，就区域谈区域，注重其特殊性，淡化其一般性，由此导致的较为普遍性做法就是大都以新发现的地方史料和地域史书写来简单地质疑、批评抑或一味地否定原有党史国史架构下的宏观叙事。另外，在问题意识上，目前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地域史构建又多以非常态化的政治运动为叙述主体，反而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常态化的生活生产实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讨论，致使对整个社会历史变革状况仅仅只是从政治维度去理解和把握，从而缺乏有效的贴近历史对象本身脉络的多层次、多面向之间的互动和构造。

笔者认为，以地域史研究重新审视已有的宏观政治史路径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者首先需要对地域史和总体史的各自问题界限和相互关系保持足够的自觉意识，以避免随意越界而妄加指责彼此。因为不论是宏大的整体性叙事还是微观的具体史实铺陈，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当代史语境存在，而偏重于哪一方都会有失偏颇。因此，研究者更应该着力讨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关系生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要看到其中的差异、矛盾、冲突等问题，也不能对其一致性、共同性及互构性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对特定地域史的定位和理解，从史料到史观，从问题到结论，就不能简单地仅以地方性知识的面貌来呈现大历史的有限性或不当性，而很少深究此地方性知识的生成恰好是在彼大历史的规定下展开和实现的。尽管开展地域史研究对于当代总体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地域史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现却必须放置在整个大历史的脉络演进中才能以更加贴近历史的方式去解释和书写。

实际上，当代史研究现已基本不存在史料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近年来地域性档案资料建设有了长足进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相比之下，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问题意识深入展开当代史研究则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1〕。也就是说，目前缺乏的不是史料，而是史观，真正有思想性和解释力的研究架构和问题域至今仍旧贫乏和滞后，甚至在一些“史料中心主义”和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下更加显得支离破碎，从而导致本土化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愈发艰难。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以真正有效的问题创新来突破现有研究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呢？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路径可能首先在于对政治议题之外的日常实践进行深度挖掘和探讨，从日常生活深入历史现场，由内向外，层层打开，进而构建出当代历史演进的多维图景。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试图以农业生产技术、农村卫生医疗和农民文化教育（简称技术、卫生和教育）为讨论对象，将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广泛历史实践关联起来，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再出发提出一些新路径，并以足够的学术自觉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现去简单对接总体史视野下的当代史问题研究。也可以将这三个日常性议题概括为一个“六字三纲”的概念体系，即可谓纲举目张，其所涵盖的历史实践内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0/1107/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