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新义的赋格——熊育群《己卯年雨雪》

作为战争状态的抗战早已结束，但抗战仍是一场场远没停止的较量与拷问，从政治博弈、民间质证、学术研讨到文艺表现，抗战均渗透进了我们的当代史。很多作家把他们的史诗情结、个人想象和思想内蕴带入了抗战历史的天空，当这类作品在纪念年份扎堆时，我们阅读的期待会变得更加挑剔。随着岁末雾霾的扩散和寒潮的自北向南，我读到了熊育群关于抗战的长篇新作《己卯年雨雪》，随心而生的是雨雪交织中的沉痛与抽思，心结微情以陈词如下： 就艺术表现所要求的深邃、独到和共振强度而言，抗战题材的书写已成为一大难题。其难无所不在，既有时空的隔膜，也有素材的散佚；既有观念的禁忌，也有类型化写作讨巧的诱惑；既有驾驭宏大叙事的难度倍增，也有想象力对历史现场和历史高度的不及，等等。对此，一大批作家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们对抗战题材的书写状态，有些像屈原《悲回风》中所描写的：“存仿佛而不见兮，心踊跃其若汤。”好像有一股焦灼、喷涌之力在催逼他们写下各自的挑战书——向抗战投下历史之书、想象之书、不安之书、试图超越前文本的创新之书。当这些书写堆积出数量上的书墙时，题材上的淹没感已难以避免，突破性书写的要求随之水涨船高。朱向前、傅逸尘关于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综述一文试图勾勒出它们“多元化的审美风貌与个性化的叙事面向”，*② 朱向前、傅逸尘：《一篇读罢头飞雪——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综述》，《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但在总评上，他们认为：“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整体上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不仅无法与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抗战历史相匹配，更离经典和伟大的文学标高相距甚远。”②这一判断隐含着一个普遍性的焦虑，期待出现关于抗战的高峰之作，以新经典来维护当代作家的写作光荣。抗战题材小说所处的现实语境是，在焦虑、不满甚至不信、不屑的阅读目光注视下，描写抗战的作家们有如陷入包围圈中的游击队员，他们竭尽心智体能，左冲右突，想象着杀开血路、绝处逢生、突破重围、如日喷薄的写作景象。这也是英雄主义绚烂而悲壮的图斑，由我们共同的文化构图能力来摹写。任何一部作品，即使是最孤独的个人所写，也是由文化语境来共同完成的。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来讨论它们，应该更富意义。不论是“通过文学看文化”还是“通过文化看文学”，文化-社会批评都能帮助我们看到抗战题材小说所蕴含的不局限于那段历史的丰富信息。而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观更为直接，它视历史为一个具有建构性的共时态文本。其理论来源之一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他一再强调对话要“进入了充满着丰富多彩的历史与文化紧张、冲突的现实世界”。*〔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逻辑，在讨论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之前，我粗略展示了我们所共处的文化语境，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批评方法也许能避免印象点评的泛泛而论，以便发现作家的创作追求及其实现程度，对比同题材写作中又有怎样别具一格的展开，是否有一种隐藏的书写原型，或者说深层结构在暗作用于这个鲜活初生的文本。 熊育群创作这部作品的叙事伦理、完成难度及心灵慰藉在《后记》中已有详尽而诚挚感人的记述，一部写上十年的书，必然有作家如此投入、如此持久的心理逻辑。他借该书的完成，经历了一场场认知的去蔽、心灵的磨洗、文化的对话、思辨的收镰，也包括在小说形式上的呕心再造。在情感的饱和度上，《己卯年雪雨》并不像它的标题一般性能指的那样诗意飘然，它应该是和血的泥浆，是泪水的火花，“声悍气峻，铮若金铁”，是情感上无休止的重音符。除了散文家所擅长的情感凝聚和发散在小说中随见，该书的写作也以知识功课的兼修储备为底气，深入历史文化内层，思考战争状态下人性兽性的交织、忏悔与救赎的可能，继而寻找文明冲突的形成内因，凸现那些从历史投向现实的决不可漠视的警醒意蕴。尽管在这部小说中，熊育群一直乐于充当历史学者的角色，但作家的天资又在暗中运功使力，催使着他不时从业已知识化的历史网格中滑逸而出，进行着文学的想象与表现。《己卯年雨雪》最可看的部分，也许不在那些知识考证和衍生的地方，而在雾气迷漫、人影灵动、人性深结的河流上、湖泊中。 它一反众多抗战题材小说习惯从中国视角切入的宏大叙事或个人呈现，也不同于海外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进入该题材领域所乐道的女性特别是妓女(歌女)的身体牺牲、宗教庇护以及自觉或不自觉的殖民话语植入。从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叙述、中日主人公的双重视角中，我看到了熊育群追求突破性书写的心迹和信心，他想借文学的想象之功，发掘家园那一段已被湮埋的历史，创造性地再现历史现场、历史伤口、历史细处，以期发现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文化和人性交齿互咬的密码；在两种家国意识激烈相撞的两难时刻，细写“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既是替中国人也是替日本人来反思国民性的历史成因以及国民性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的复杂表现。整合历史和文学的力量，以人性的通融来深化相互救赎的主题，以反思的高度来提升反战的力度，可以视为熊育群向抗战题材小说发起强攻所持的“响刀”——要打造这种五行刀，需两年时间，纳五行精魄，小说极写了这一利器打造的不易和它通灵的异秉——这也可以视为小说自身所追求境界的一个隐喻。抗战题材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不断拓展、深化，我们仿佛看到了新经典的隐隐灵光，只需时光予以洗磨验证。而一部作品所要面对的语境也是它能否流传下来的“催生妇”，对现实语境和具体文本相互作用的分析远比历史的线性概述得出的结论更有意思。 将《己卯年雨雪》置于这样的语境中来看它的创新突破，看它如何撕裂时光和遗忘、传统与偏执、消费与娱乐编成的围幛，将裂帛之声化作诗剧所颂，在众声之上高扬破阵觱鼓，读者充满着期待。 在众多抗战题材作品史诗性追求构成的长篇群谱中，《己卯年雨雪》创造性的书写将会被展开讨论。它不止是熊育群个人的挑战书、心灵史以及对隐匿的家国历史的重新发掘与修编，也不仅是一种题材谱系的丰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云纷飞，雨雪融化，泥浆四溢，大地有容，生命得以修护，创伤得以疗治，一种强烈的反思勇气、生命意识、复调精神渗透着，渗透到了文本的视角、结构、时空形态、语言形象和叙事伦理之中。 它或许是首次在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引入了中日主人公的双重视角，主要是日本一对夫妻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鹤子的视角，塑造的重心也在武田夫妇。对中国语境而言，这是完全陌生化的写法；对熊育群的写作追求而言，这是对驾轻就熟的颠覆性书写，是孜孜以求对异域文化、性格、心理、气质的探究、揣摩、发现和塑造，日本人不再是那样类型化、表征化、简单化地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日本思维、日本情态、日本形式、日本味道，全由一个中国作家来全息化反映和想象，其难度可想而知。熊育群颇自信地完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这次主角的替换，这是一次不可小觑的“变脸”，其意义远大于文本所塑造的这对日本夫妇及他们亲友的形象指涉，彰显了中国作家在处理文化冲突和民族冲突题材时曾长期缺失的国际视野、理性容量、复调精神、文化自信和艺术高蹈。对中国作家写作经验的丰富和写作空间的打开，极富先行者的启示意义。 中日文化的交流在国家民族的主导性冲突中，很久以来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彼此戒备着，曲解着，压抑着，经常对峙着，一旦进入战时，文化的软肋根本经不起国家机器的施暴，文化往往被动员征用为征服、虐杀、消灭对方的软刀子。作为侵略者，日本人发动“圣战”说到底就是以文化自傲、种族优越作理论支撑的文化征服。如何揭露这一实质，继而通过敌对双方的文化交锋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实质，这是《己卯年雨雪》要解决的棘手难题。 在己卯年的战争风云、血雨腥风之中，熊育群要考量的是，日本人的战争逻辑是如何荒谬地形成的，并如何成为了国民的文化共识；中日两种文化是否能够继续对话，不再为敌，再次和解，彼此尊重。他借日本人的视角切入，在他的文本设计图式上，既是表现方式上的独运求新，也是创作模式上的突破求胜。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一着险招。或许熊育群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化逻辑上的表现风险，他以相当多的篇幅给武田夫妇从小安排了中日文化的训练课程，武田的父亲、千鹤子的义父是一位通晓中日历史与文化的教师，千鹤子的生父也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也许只有如此文化熏陶下的武田夫妇才有可能在战争状态下完成文化反思和再通文化桥梁的双重使命。在洞庭湖的水乡泽国中，隐居着左太乙这位晓世情、知阴阳、怀悲悯的文化奇人，若缺了左太乙，不但故事的逻辑将陷入泥淖，而且文化的逻辑也面临着瓦解。这个人物在小说构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小说中，关于左太乙女儿女婿左坤苇、祝奕典的叙事伦理是自然人性、母性人情的蓬勃生发和感染力生成；而左太乙则是中国文化与人伦的完美呈现，体现出一种文化高度和文化人格的感召力，让千鹤子从心底里敬佩而折服。 要将这种文化图式写得活泼泼气韵流布、汹汹之声紧张耐看，熊育群暗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至少，在文本显现上，可以看到对话的精心组织，即关于中日两个民族在心理、人格、人情、审美、宗教上的碰撞、冲突、化解及其内部复杂性的层层展开。按照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整体设计，其必须始终贯穿强烈的自醒意识，既意识到来自自身深处的多种发声，也能倾听到对方、多方的话语表达，“文本分析的真正任务就在于，揭示小说结构中各种交响的语言。”*②③④ 〔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76、130、143、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在这样多声部的交织中，理解与交流得以实现，还会从中涌现出深刻的感悟，“而这种感悟多半都是在危机四伏的人生与命运的门槛处获得。”②具体到本小说中，千鹤子是在荒洲与孤舟上疗伤时慢慢获得的，武田修宏是在火葬地和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从向死而生中获得的；前者是与左太乙、左坤苇、祝奕典的多重对话中获得，而后者是与自己的激烈辩论中由沉思而获得。他们“深刻的感悟”在于，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本国政府的文化欺骗，看到了战争的残酷、荒谬和对人性的普遍摧毁，看到了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一样不可能被“共荣”。 文化转述和心理演变是熊育群推动小说进程所依仗的两轮驱动，虽然这些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类型，但作家在回答“历史是如何自我叙述的”问题上，试图站在文化的高点提供自己的解释系统，这又符合对话理论关于“语言杂多”这一显著特征的描述：“只有在文化发生剧烈动荡、断层、裂变的危机时刻，只有在不同价值体系、语言体系发生激烈碰撞、交流的转型时期，语言杂多才全面地凸显，成为文化的主导。”③熊育群正是抓住了中日之战这个碰撞最剧烈的时期，各种主体话语都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正义性，围绕战争的“语言杂多”前所未有的激烈，他写人之未写，写出了中日文化之间的深层运动，揭示了文化在战争魔兽的指挥下如何扭曲它的价值标准，导致的后果是，温良贤淑的妻子一腔热情柔情参加的慰问活动怎么变成了战争的帮凶，刚正善良的丈夫满怀解放支那的梦想怎么变成了杀人比赛——在如此巨大的扭曲面前，文化最终又是如何自我修复并修复人性的。 一部作品若无文化高度，无论它怎样声泪俱下、气焰万丈，终究难逃“言之无文，其行不远”的命运。抗战题材小说更面临着如何从情绪化、传奇性上升到文化纵深开拓的问题。因此，我理解，与其泛泛而说《己卯年雨雪》是抗战题材小说，倒不如说它是关于抗战的文化反思小说，是关于中日文化的“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同类题材中是第一部这样别致而写的，而且在长篇小说的方阵中，其写法也十分罕见，有着鲜明的熊育群特色。 小说所依托的时空，不但是故事、情节、人物、场景这些要素须臾不能离开的元素，而且按照巴赫金的强调，它是“最直接的实在”，一般理解为“是人类生活与交流的文化氛围和语境。”因此，时空型概念首先是一种文化概念和历史概念，“时空型是人类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重要依据……分析、了解时空型，是认识人类自我意识和文化观的重要步骤。”④ 每一位作家在文本中处理时空型会带有他个人的痕迹，有他的记忆原点、文化胎记和审美嗜好。熊育群的首部长篇小说《连尔居》，从书名就可看出它明显的时空型特质，指向他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家园作为灵魂的泊地，扩展为大地的寓言。他的第二部长篇仍然是关于家园的，在时间上往前推到了己卯年前后，家园在更深处向作家和读者打开。仅就时空型而论，这两部小说的内在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沿着两部小说的路径走向田野、湖泊的深处，自然也就走进了历史的内部。若展开讨论，会是一个有不断发现的有趣话题，但已超出了本文的边界设定。我归类了《己卯年雨雪》中三类不同的时空，熊育群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写法。 第一类时空：战争进行时的营田。他采取的是历史还原法，大量引用有关本次战役的史料，主体部分粗线勾勒，局部加以形象化的细节，极写了日本兵对当地中国军民、民居的杀戮、奸淫、焚毁，他们制造了一个人间地狱，一个像《源氏物语》里的须磨世界，由此带来的沉痛感尖锐、直接、难以消弥。这些被掩埋的历史真相对作家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动能，以至他在小说和《后记》中有大段互文，如此重复与提醒，是要与遗忘、掩饰、歪曲历史真相的各色人等刺刀见红，要让他们认清、记住小说所还原的这段历史真相，也包括他的历史观。对此，他相信非虚构的力量，希望在小说中获得非虚构的权重，沉甸甸的东西无需过多修饰。 第二类时空：疗伤时的荒洲湖泊。被村民打成重伤的千鹤子被祝奕典用船带进了荞麦湖、杨仙湖、荒洲，与岳父、妻儿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正是这段日子，共处一船，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转变。荒洲成为了战时的世外桃源，小船成为了救赎肉体和精神的诺亚方舟。写此类时空，熊育群并没有简单地套用神话模式，他放开了散文家的大写意之笔，水乡的气味、风俗、生机、美景、幻觉扑面而来、灌满双耳，我们又看到了写《连尔居》那样文气纵横、信手拈来、随心化境的笔法，数个视角的切换拿捏自如，千鹤子的内视镜头亦照出了她内心的反复纠缠、不停追问。在文本的美学效果上，这一时空内的表现是摇曳多姿的，如船在水中荡漾着，所见无边，所思漫漶，是小说中着墨最多、墨迹最自由、受理念干扰最少的部分，也是自然与人性最相谐的部分，自然也是小说中的水墨丹青，是心灵投射的水幕电影。作家找到感觉、奔驰想象时，读者也会心驰神往、心领神会。 第三类时空：紧随战争推进的心理时空。武田夫妇的视角一直在跟随由他们国家发动的这场“圣战”。武田修宏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四次乘坐火车四次都是去新的战场”，他感觉到“战斗总是在陌生的地方打起来”，他对战争的感觉、认识、反思，随着他在战场上的生死经历及所见所闻呈现于心理流程，他由一个本性善良、爱国爱家人爱和平的日本青年变成冷血杀手的心理蜕变过程得到了充分揭示，而他理智的醒悟、灵魂的挣扎并没有停滞，最终将他带出了“圣战”谎言的迷罩，其内心再一次蜕变，不是简单回归于战前那颗赤子之心，而是一颗经过了血泡煎熬、自明意识被唤醒、爱意更为深沉的心。千鹤子随慰问团从日出町来到中国，她梦寐以求对“圣战”的慰问和与爱人的团聚似乎都已实现，哪知战争将她抛入了一个须磨世界，她遭受的遍体鳞伤和心灵磨难触目惊心，她和战争状态下中国女人的命运何其相似，然而终究不同，千鹤子得到了救治、同情、悯惜，顺利产下了儿子，当地百姓帮她哺乳，如己出一样呵护，体现了一种无边的宽恕和中国式慈爱。她心理变化的曲线与丈夫的大致相同，却更细腻，更微妙，更多东方女性式的感悟。夫妇俩的视角相互交织，各自进行着自我心理分析，在可见与不可见处均推动着小说的进展，汇成意识的深流，奔向小说的主旨：对这场战争的拷问和反省，对人性在战争状态下的复杂性、可变性的透视和显影，对两种文化剧烈撞击后的未来走向的沉思和想象。描写武田夫妇的时空型也符合巴赫金所给出的一个美学标准：“历史实在的时间的融合以及在这一时间内的历史个人的融合。”*〔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武田夫妇是帮助他们的国家和同胞在反思他们的战时处境，也就完成了历史性的反思，不管日本人接不接受他们的反思，他们的经历都会渗透到日本人的现实之境，并成为他们未来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三种时空型，《己卯年雨雪》还有其他时空型，如祝奕典所经历的英雄冒险时空和左太乙出入的“柏拉图”式时空等，后两种时空型为文本提供了可读性、传奇性和哲思展翼的可能性。每一种时空型都自成语境，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集体的交织出可抽丝剥茧的文化信息，它们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作品意蕴的不断认识，也可以让我们悄然站到意蕴的背后，看到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是什么样的作家意识促成了作品的意识形成，又是什么样的时代语境在和作家一道完成作品。 这些时空型亦属于小说美学的范畴，它们不是车辐一般的僵直走向，而是紧密缠绕，呈现出织锦叙事的特质。从人物内心深处的穿针走线，可以清晰看到他们心理轨迹的形成，数条轨迹交错环复，得以完成了复调的展开式。如果走线更讲究内部的深入和细密，更讲究多种时空型之间的调谐，那么，小说的美学效果会更好。 在作家已意识到的文化追求上，《己卯年雨雪》也许并没有呼应外国的小说理论，但文化批评更像一种想当然的对“必然已在”的发现，它服从于自己的文化逻辑，一旦展开，还要延伸下去。下面，我想简要分析一下小说的本土质地和深层结构。 国内关于抗战的文学已从革命英雄主义的一极高扬走向了更为丰富、深沉的多元表现。而任何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溯流而上，都能找到其源头或“原型”，战争文学也不例外，国外的战争文学在荷马史诗中能找到从高峰流出的源泉，国内的战争文学也有它们的延绵之脉，除了《尚书》《诗经》中的片段记载和简约抒怀，应该说屈原的《国殇》是我国战争文学传统中的首座奇峰，它开创了英雄主义的书写方式，又非吟颂狭义的胜利的英雄，而以“直赋其事”的再现手法极写了战争的惨烈，以深悲极痛之情祭祀为国战死的将士，又以隐含批判的微词对楚怀王国策和战术的连串失败表达了沉郁的愤慨。《国殇》的悲剧美学引发着我们沉思这种非单一声部的悲剧的蕴含意指。 顺着千年不绝的楚声而听，《己卯年雨雪》决非轻飘飞絮的吟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是遥向《国殇》致敬并得其声韵真气的唱诗。为有这样一次唱诗，熊育群用灵魂运力，调动了他能调动的情感和写作资源，他完全可以兑现自己在营田百骨塔前默许的誓愿：“等这本书出版后，把书在墓前烧了，以我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来祭奠英灵。”*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祭奠正是《国殇》的本意，也是诗魂之凝聚。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楚地又称“禓祭”。根据郑玄的注和《世本注》等，“禓”为强鬼，谓时傩，也是鬼雄。据考证，《国殇》虽是楚地民间原有由巫傩导演的祭歌，但经过了屈原的修润，是为在丹阳、蓝田等对秦作战中死难的楚国将士而作。《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崔、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第527页，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8。对此，诗人能不慨乎！《国殇》可理解为诗人屈原托灵于巫傩所演唱的“悲歌”，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悲恸，其凄楚悲壮之声从大地直冲宵汉。在这层意义上，它又超越了一般的“悲剧”，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甚至对它最奇妙最困难问题的肯定，在其致力于追求最高形态的过程中，超越了不幸和恐惧……屈原的悲剧精神与尼采的悲剧理论有着心理学上的贯通，生命意志在死亡面前从未彻底屈服，精神人格坚持操守如一，“终刚强兮不可凌”；他们都相信通过沉醉于信念而获得自我解放，任何屠杀、征服都不可能达到目的，只会促使灵魂上升到更高的“神以灵”的境界。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悲剧意识与楚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地理文化是其滋生的土壤，民俗文化是其萌芽的氛围，学术文化是其成长的养料，昭示着楚民族特有的既沉痛伤时又力图超越家国限定的文化精神。 这是一片适宜诞生悲剧的厚土，一旦生发，其蕴别致。这种文化精神塑造着楚人的勇武刚强、宁死不屈和他们对灵魂升腾的信仰。作为楚人的熊育群先天获得了这种文化基因，对悲剧的敏锐天分也许一直在寻找它熟悉的“那样一种气息”，一旦遇上合适的题材，就会发酵，喷涌，所以，我宿命地认为，营田之战一直沉睡在那片湖泊包围的地下，等着熊育群的出生与发掘。在国难遍布的战场上，己卯年的营田之战不是最惨烈的，也不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但对熊育群而言，却是最直感的，最不能忘却的。当国之殇与家之殇合一时，悲剧才会更加个人化，表现这样的悲剧也才会更容易找到个人化的形式——激活其文化基因。因此，他所写出的“国殇”，是家国之“殇”，是军民之“殇”，是躯体之“殇”，是心灵之“殇”，也是灵魂之“殇”。日本兵的暴行在楚地产生着强大的反作用力，小说多次借武田修宏的视角看到了楚人的血性与反抗。在此意义上，“殇”即不可征服的“鬼雄”。 小说还写到了超越民族之仇和国土之争的人性之“殇”。日本人和中国人均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偷袭营田的胜利只是他们更大失败的一次孕育，中国人的最终胜利也意味着更多教训能否有效地总结。在文化批评的眼里，历史的结案总是催生新一轮因果的链条。时至今日，战争的辐射并没有消散，而以战后伤害的方式损伤着中日国民乃至更大范围族群的国民情感和心性，包括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日本人既催生着也承受着畸变而狰狞的战争后遗症。这些是《己卯年雨雪》必然蕴含的警策，其意义又超越了己卯年的营田。 《己卯年雨雪》也写出了文化之“殇”。熊育群并没有轻巧地给他设计的文化图式涂上理想化的色彩。中日战争深处的文化撞击，有更重要、更深层的包涵，浓烈的悲剧色彩笼罩在小说结尾：已经反省过来、见子心切的武田修宏倒在了不明真相、护子心切的中国男人的刀刺之下；万念俱灰的武田千鹤子被押解去了长沙会战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她的一头黑发被铰掉，颧骨高高凸起，雪融在枯干的脸上……她的脸早已冻得麻木了……”*②③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60、342、34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救她的祝奕典——这个抗日英雄，因窝藏日本女人又自揽罪责，被判十年监禁。洞彻世道玄机的左太乙坐化在西大河，他死得很魔幻：“成群的鸟飞翔着，像一个巨型磨菇开在河边，那蘑菇的根就在老人坐的地方。”②他谜一样的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文化隐喻，就连她女儿左坤苇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她爹，“他的五官已经变成另一个人的了。他几乎一天一变，好像许多个人的模样。”③这种谜般的模样也许正是中华文化在历史深处的面容。小说精彩的想象并不提供标准答案，也不图解历史，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文化反思小说更应该防止文化的单面化、凝固化以及过于理性的界定。熊育群着力扩展了小说的文化表现空间。 营田之殇后数月，冥冥之中，另一位楚人田汉来到营田。战争留下的惨状令他悲从中来，诗情烈喷，他挥笔写下了《战后营田凭吊》。熊育群在小说《后记》中全引了这首诗，其中有“黄土有余芳，处处埋国殇”两句。我理解，首先是诗人田汉发现了营田之殇的地域烙印和普遍意指，又经熊育群发掘，使“国殇”这种悲剧唱诗成为了长篇祭歌，为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楚辞新格的史诗方式，其文体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复调叙事、多种时空型并置、“国殇”新意蕴的赋格使《己卯年雨雪》有别于其他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若深入文本细读，可发现小说内藏着人性与兽性的对立转化，罪恶与救赎的双声倾诉；从中可清晰看到，历史的自述与转述如何交织出历史的深度叙述，从而帮助善忘不思的人们记住历史的血浸画册，记住马尔库斯的提醒：“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①转引自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在此意义上，《己卯年雨雪》获得了血浸的历史感和深透的思想性，任何现时性的、让身体沉湎的消费都不能湮没它，任何年代的雨雪都不该将它抹去。因为，历史只有被发现、记住了才有意义，而历史总像被“埋葬”的幽灵，它从未停止自己的活动，它不会封死在自己的时空型里。 从文学对历史的想象和表现来看，《己卯年雨雪》该是一部追求立传、立塔的书，为营田战役乃至抗日战争中受伤害的生灵和威武不屈的英雄立传，鲜血和着泥土堆积成塔，塔立在洞庭湖边，所标的意义经得住时光的丈量与细读，在某种意义上，时光的侵蚀也就意味着它所留下的遗产更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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