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资本论的中国传奇

侯外庐（1903一1987），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斓、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他为翻译《资本论》而贡献出整整十年光阴。

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侯外庐的长孙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轻声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对当下中共历史研究现实意义的阐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虽是近百年前的往事，但对当今现实的关照并没有缺位——当年，那些热血青年如何形成了先进理念？在他们的革命激情背后，有着怎样的理性？回顾祖父翻译《资本论》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是希望青年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千万不可随波逐流、虚度年华。”

与李大钊的生死之约

1923年夏，来自山西平遥的侯外庐踯躅在北平街头，他的内心有些纠结——同时被法政大学和师范大学录取，该上哪一所呢？纠结的结果是同时就读两校，在法政大学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从落后的山西来到文化中心，侯外庐成为知识的饕餮者。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乃至当代的各派学说，他都不肯放过。

读书期间，侯外庐与同乡、北大学生高君宇交往频繁。此时，后者已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于1924年下半年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同年，在高君宇的介绍下，侯外庐结识了李大钊。

初次见面，李大钊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侯外庐感到“亲近而又折服”，多年以后，侯外庐还记得，他向李大钊借的第一本书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从他那里感染到的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力”。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李大钊举家迁往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继续领导斗争。就在这一年，侯外庐与张友渔、周北峰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下层》，却凑不齐印刷费。出于无奈，侯外庐去向李大钊求援。此时的李大钊生活并不宽裕，他转向邻近的李石曾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叮嘱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

这年冬天，侯外庐为还借款再次与李大钊见面，这竟然成为他们的诀别。“李大钊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来到见面地点北京东交民巷道升洋行。谈到理论问题，侯外庐向李大钊表达出自己的心愿：想翻译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这个想法立即得到李大钊的赞同。

接下来，时局骤变，张作霖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庐也被列入黑名单中，面临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和爱人徐乐英一起，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

在等候签证的漫长日子里，侯外庐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书摊上买到了《资本论》的英译本。这让侯外庐如获至宝。他记得，李大钊经常谈到《资本论》，为中国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译本而遗憾，他强调，《资本论》是马克思学说之本，研究马克思主义，须先把它有系统地研究起来。这让侯外庐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标，他觉得“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的在天之灵。”

艰辛的初译

1927年夏季，侯外庐夫妇终于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他们落脚于巴黎郊外的小镇波尔科伦布。在巴黎大学注册后，侯外庐便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28年动手翻译恩格斯审定的德文第四版《资本论》。

《资本论》凝聚了马克思一生的智慧与心血。翻译这样的知识巨著对侯外庐来说困难重重。除了语言障碍外，还涉及到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等等。

侯外庐后来总结说，“那样广泛的内容，我在学习中不得不有粗细详略之分，文学和数理只能浅尝，以达到字面翻译无误的目的，而哲学和经济学则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为此，他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侬、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回想起来，多亏了翻译《资本论》所承受到的知识贫乏的压力……”在回忆录中，侯外庐觉得，正因为有了这样巨大的压力，才有“同样强大的动力，去从事那样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消化”。

在法国期间，侯外庐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去图书馆或者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尽管家住巴黎附近，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宫之类的名胜，也没欣赏过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最多的是在思考之余，抬头望望高耸的埃菲尔铁塔。这样辛勤的付出很快便有了回报，精通英法日三国语言、被称为红色翻译家的廖梦醒恰巧也在法国。她曾抽出不少时间，拿侯外庐的译稿与高富素之的译本进行核对，核对后，她告诉侯外庐，“和日文版比较，中文的意思表达得可以。”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323/4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