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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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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告捷的三大改造(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是一九四九年后完成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权革命,从而为计划经济的全面推行
1956年告捷的三大改造(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是一九四九年后完成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权革命,从而为计划经济的全面推行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三大改造中强势宣传的“剥削有罪”,不仅为三大改造提供了理论根据与政治保障,而且动摇了工商业者的道德底线,摧毁了晚清以降渐臻成熟起来的——经济社会中个体拥有生产资料可以增值致富的生存理念,人们几乎是在一个早上便接受了一种新的观念:那些拥有财富的人都是有罪的,他们的财富都是剥削来的。剥削是一种不能容忍、必须根绝的罪行。几乎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带着剥削的“原罪”心理,诚惶诚恐地将自己几年、几十年创造积累的生产资料交给了集体、交给了国家。
三大改造打破了中国现代文明进化的常态,颠覆了人类发展史中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真理:正常的个体致富是在利用生产资料取得生产剩余(即他人创造的劳动成果)中实现的,而社会财富的增殖,便是在无数个体不断地取得生产剩余中成为现实。我们的教科书将这种“利用生产资料取得生产过剩”——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定义为剥削,是一种不切实际有悖常理的强词夺理。用剥削与英语中的exploitation等义,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英语世界中的exploitation与汉语中的剥削,并无相同的意义。exploitation在实践上是资本主义法权体系中的一种契约关系,是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达成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两厢情愿的交易。其中暗含的资产所有者取得多余的劳动成果——剩余价值,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剥削,是利用强权强势侵夺掠取别人财富的意思。很显然,用剥削对应exploitation涵有的实际意义是不准确的。而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剥削解释为:利用生产资料或货币无偿地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解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化教条。想想看,实际生活中谁会将自己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奉献给他人甘尽义务?按照那些权威的工具书的定义,时下中国那些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不都是“利用生产资料或货币无偿地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那些数不胜数的将自己的住房、场地、厂房、设备、车辆等生产资料租赁给他人使用,不都是一种“剥削”(本文用“剥削”翻译exploitation)?利用生产资料取得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一种“剥削”,那么所谓“剥削”则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十分看重的天性——致富欲望——在实践上的必然追求,没有“剥削”的动机,便不会有“剥削”的事实。当代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蓬勃发展,谁说不是在“‘剥削’的动机变成‘剥削’的事实”中出现的?马克思说的中国“苦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展”,实质上,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完善出追求生产剩余——“剥削”的理论和保护“剥削”的法权体系,没有发展壮大出“剥削”的社会来。
空想社会主义者出于用理想(没有“剥削”的社会)构筑现实社会的需要,判定“剥削”赖以存在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判定“剥削”有罪,凡私人利用生产资料取得生产剩余,利用资产(货币)租贷取得收益都是“剥削”,都是有罪的。正是这种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从崇高的理念立论的先验说法,使无产者夺取所有者的生产资料及其资产的暴力行为,变成了一场高尚的正义行为:革命。虽然后人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里又为“剥削”之罪作出了新的论证,为革命找到了实实在在的“理由”——劳动者创造的成果,“无偿地”进了资本家的腰包,这不是“剥削”的罪恶吗?于是追求“没有‘剥削’的社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在“最广大人民群众”那里激发起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然而众所周知的是,革命没有带来人们期盼的幸福,革命后的计划经济成了经济匮乏、商品短缺的代名词,致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生死线上。于是计划经济在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时,终于被人们抛弃。私人利用生产资料取得生产剩余——‘剥削’,又在革命过的大地上成为事实、成为人们接受的社会通则。正像恩格斯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知道从道德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却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剥削’,于是只好简单地把这个生产方式(‘剥削’)当做坏的东西抛弃了。然而,革命虽然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却也断绝了人们通过生产资料取得生产剩余这个致富的主要途径。那些只会空谈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后,一定会出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生产剩余一定会比生产资料私有制时越来越多,况且通过产权革命(三大改造)获得解放的人民(在集体所有制中“人人当家作主”)爆发出的热情和干劲,“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似乎一个物质极端丰富的社会在集体化的大道上即将出现。然而,二十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匮乏商品短缺的严重事实,粉碎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制造的集体化道路上的美丽神话。这些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有的恢复了旧体制,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部分放弃了计划经济,有的回到了允许私有经济和‘剥削’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不管回到怎样的起点,这些如梦初醒的人们,都不得不重新面对人类数百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常识: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422/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