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非洲音乐张象教授谈治学经历与体会

张象，1934年生，男，汉族，籍贯山西省临猗县，1954年毕业于太原五中，原名山西省立一中，曾是彭真等革命家的母校。同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1961年留校任教，从助教到教授，1978年-1996年任该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和南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职务，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校外应聘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非洲加纳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华北分会会长（现为名誉理事）、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现为顾问）、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天津世界当代史研究会会长等职。早年接受过音乐的专业培训，曾从事业余音乐创作，退休后重操旧业，其创作歌曲多次在全国评比中获奖。现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音乐家协会、音乐著作权协会、世界华人音乐家协会等组织会员。

■：张老师，你特长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参与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的创建活动，据说在历届年会上都有你的重点发言，颇有影响，能否谈谈你在该学科里的耕耘情况？

●：好的，我从事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已50余年了。没有什么成就，只有一些经历性的体会，说给年轻学者，也许会有点用处。世界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世界现代史又是新学科中的最年轻学科。解放前大中学校的外国历史课只有“西洋史”，它不讲现代史部分。1953年教育部正式将世界现代史列为历史系基础课之一。50年末60年代初各校才有专职教师任教。1961年我研究生毕业后，按规定必须任助教工作，我便师从梁卓生先生，进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归来的进步学者。他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又学了俄文，能接受苏联的历史研究成果，学术功底深厚。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大肚子班”的教学难题。因为1958年大跃进，历史系扩招了100多人的大班，其中不少是工农速中毕业学员，基础较差，全班学员程度不齐，这使主讲教师很难授课，也对我的助教工作出了难题。经过调查研究，我要在主讲教师的大课之后开设小班辅导课，对个别学习更困难的同学还进行学习能力的全面帮助。因教学辅导工作效果显著，我受到各方面表扬，成为校级先进工作者。1962年12月8日《光明日报》长篇报道了我的工作，题为《当好“配角”——记南开大学历史系辅导教师张象》，这使我更加积极地投入这门课的教学，同年便成了主讲教师。当时正遇中苏大论战，这给教学带来冲击，但也迫使我们系统大量地阅读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提高了史论结合的能力。

当时世界史课程的基本建设十分薄弱，没有像样的教材和教学资料及工具书。翻译来的苏联教科书不合中国实际，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在中央宣传部周扬同志的关怀下，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1962年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世界史专著。不过因国际形势的干扰，现代史卷未能编写。我曾随我的研究生导师吴廷璆先生和教研室主任扬生茂先生间接地参与了编写工作，为其收集资料和参与一些研讨会。这使我对世界史体系问题的认识和学习编教材的原则与方法有不少收获。接着我们也想在世界现代史的学科建设方面做一些工作，但这一计划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

不过有一个“文革”中的特殊情况还值得一提，最近中共党史界提出要将“文革”与“文革10年”区别开来，这有一定道理。“文革10年”中的科技、外交工作必须肯定，毛主席提出“划分三个世界”和“中国永不称霸”的理论，是正确的。“文革”后期1971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有了部分恢复教学工作机会。我们学习研究中央新的外交方针，进行国际共运史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教学。这些工作不能全然否定，随着工农兵学员的继续招收，我们还试编了世界现代史教材，这种探索为我们后来能迅速投入教学的拨乱反正做了准备。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你在世界现代史领域中的探索也该有新的大发展吧？

●：是的，1979年在我国，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大转折的一年，世界现代史学科也不例外。这一年我赴芜湖安徽师大出席筹建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的会议，接着又赴兰州参加研究会的正式成立大会。由我主笔与教研室同仁写了一篇论文：《试论世界现代史的体系问题》，受到与会同仁们的关注，被排在学会文集的显著位置。论文对学科中的“极左思潮”影响进行清理。还对使用苏联教科书中的教条主义和大国主义也进行了清理。在此基础上，1980年7月我们在《历史教学》期刊上发表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与说明》。它被誉为“及时雨”受到全国许多院校的欢迎，认为这份大纲有助于他们教学的拨乱反正，从而开始新的世界现代史教学。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709/607.html